民族地区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繁衍发展的重要区域，全国70%的民族地区位于中西部，是保障边疆安定、守护生态脆弱区、促进文化多元的重要空间载体。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有效解决了民族地区的生存型问题，但仍面临一些发展型问题。一方面，产业、人才、科技等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民族地区必须做好战略性布局，实现从乡村振兴到共同富裕的新突破。深化东西部协作是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策略选择，当前的东西部协作应深化基于内生力量的促富方向，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东西部协作是国家治理持续创新的必然选择
东西部协作迭代于对口支援、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理智慧。中国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实践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的沿海支援内地（西部落后地区和边疆省区），作为国家政策正式提出于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的“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对口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强调，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
客观来看，经过多年努力，东西部协作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区域合作、产业布局、要素配置不断优化，但民族地区大多与生态脆弱区、边疆要塞交织，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焦点所在，内生发展能力依然存在短板。强化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站在谋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点，有效发挥民族地区保障边疆安定、守护生态平衡、促进文化多元的多重作用，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既能促进民族地区持续健康发展，又能吸引东部发达地区积极主动参与、实现双方互惠互利的新路。如何在原有对口支援单向发力的基础上构建跨区域联动发展机制是难点所在，必须突破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经验惯性与路径依赖，立足双方优势，找准“着力点”，“撬动”紧密型、持续性、连动式跨区域发展机制的构建。
“协作共富”是新阶段东西部协作的创新实践
以经济为纽带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是新阶段东西部协作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其核心在于实现资源要素跨区域适配，主要涉及生态、人力、科技、文化等多重资源与传统、现代等多层产业，也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市场、社会和居民等多元主体的行为决策，由此形成制度供给与各类资源适配的产业发展运行机理。基本逻辑是“资源-产业-共富”，实现从“资源适配”到“产业协同”再到“人民共富”三重迭代，且动力机制由“政府主导、市场响应”经“政府引导、市场参与”转化为“政府服务、市场主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与产业发展中更好发挥决定性作用。
现实中至少存在六类具体典型：一是自然资源联合开发型，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和内蒙古的“清洁能源基地”、山东淄博与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全域自然康养”；二是劳动密集企业空间转换型，诸如以浙川纺织产业园为代表的纺织产业转移、以山东聊城和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为代表的“东产西移”工程；三是技术赋能迭代共富型，比如打造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的闽宁模式，广东与广西、贵州实施“广东技工”“乡村工匠”等“四项工程”，山东济南支持临夏回族自治州建设智慧农业系统；四是产品服务供给需求互补型，具有代表性的是深圳采购广西农产品打造“圳品”，杭州与黔东南州、恩施州实施“黔货出山”“硒品入杭”；五是闲置资产盘活共建型，典型的探索有北京与呼伦贝尔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共同盘活“闲置厂房”，浙江与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共同盘活“村镇老旧闲置房屋”；六是特定指标置换共享型，主要有天津、福州、厦门、青岛、甘肃以及浙江绍兴越城区与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等持续推进“土地指标跨省流转”。
深化基于内生力量的促富是东西部协作的方向
如何深化东西部协作、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策略选择。适应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持续推进，新阶段东西部协作着力点应在跳出“非均衡单向给予的1.0版”和“半均衡倾斜发展的2.0版”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双向互促且动态均衡系统化交融的3.0版”。这一策略侧重于优势互补、平等协作的市场化长效机制构建，特别是更加注重市场化利益联结机制的制度性构建，实现从单向流动到可持续双向互动的转变，是一种典型的“外力”“内力”转化与互促，更具持续性和生命力。
着眼未来，如何深化基于内生力量的持续促富机制，从宏观层面需要关注四个基本方面，即资源要素跨区域适配是基本立足点，系统化推进是基本方向，市场主导是基本策略，分类施策是基本路径。从微观方面需要关注具体的“六个如何”，即自然资源联合开发如何有效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空间转换如何择机选择，技术与产业迭代升级如何匹配，产品服务供给需求如何互补融合，闲置资产如何甄别转化利用，特定指标置换共享如何科学统筹安排等。回应和回答好这些问题，形成新阶段“协作共富”的典型经验并深度挖掘提炼，将为国内跨区域协作提供案例参考。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